浙江一县城每天喝掉万杯咖啡

　　2023年12月31日，郑伟勇在浙江遂昌北洋村流坑尾杜立特行动3号机坠落地。韩强/摄 　　6月8日，日本学者松野诚也（左一）为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分会作题为《浙赣会战中的日军毒气战》讲座。韩强/摄 　　6月9日，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郑伟勇（左一）为松野诚也（中）等参观者讲解杜立特行动相关内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摄 　　6月7日，松野诚也（右一）向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捐赠日军细菌战部分史料。韩强/摄 　　6月7日，松野诚也（左一）展示自己向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捐赠的史料。韩强/摄 　　6月8日，浙江衢州，郑伟勇（左一）和松野诚也（左二）在衢州确认侵华日军曾使用毒气弹的战场。韩强/摄 　　就是这里了。 　　6月8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大洲镇，郑伟勇站在一片水田前，一手举着日军化学战例图，一手指着几公里外的山介绍：根据这张战例图，1942年，日本炮兵曾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用山炮向对面发射毒气弹。 　　52岁的日本学者松野诚也站在人群中，紧挨着郑伟勇。他研究日本毒气战、细菌战等近30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日本的大学或者相关研究机构接收他，他当过高中教师，做了十几年公务员，用这些工作的报酬支持自己的研究。 　　这天上午，松野诚也为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分会的成员作公开讲座，引用日军上级指挥官日记、战时机密文件和军人回忆录等，证实“在攻击坚固的中国军队阵地时，局部使用‘赤弹’‘赤筒’等毒气武器，在对大洲镇的进攻中进行了大规模的使用”。 　　“当年我们就在这里阻击日军，”站在一个长条形的战壕里，51岁的郑伟勇转身对松野诚也说，“你是82年后第一个到达这里的日本人。” 　　郑伟勇是中国银行的一名职员。过去20年，他一直在资料和历史的现场间往返。受邀去美国参加各种相关活动，他的贵宾证姓名后写着“Historian（历史学家）”。 　　两个年龄相仿的人，分别来自侵略国和受害国，80多年后，在曾经的战场相遇了。他们讨论和战争相关的历史问题，在不同的地方打捞着历史的真相。 　　他们的心愿很相似。郑伟勇说：“不要忘记历史。我们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松野诚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希望揭开战争犯罪历史的真相，“在此之上建立和平发展的基础”。 　　1 　　郑伟勇被更多人知晓，是因为他在寻找1942年的15架轰炸机，确切地说，是15架飞机坠落的地点和残骸。 　　1942年4月，美国杜立特突袭行动队驾驶16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超低空飞进日本本土，分别在东京、横滨、大阪等地投下炸弹。 　　轰炸结束后，轰炸机直接飞向太平洋对岸的同盟国中国，计划在浙江省衢州机场降落。由于燃料不足，加上飞机比原定计划提前起飞，还有联系、导航、天气等原因，1架飞机飞到苏联，另外15架在中国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交界地迫降，75名机组人员跳伞或迫降逃生。其中，64人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安全脱险。 　　郑伟勇对“杜立特行动”不陌生。上中学时，他在《衢县文史资料》里读到过。以这段历史为原型的美国电影《东京上空三十秒》，郑伟勇看过四五遍。 　　他真正接触到这段历史是在2007年。他蹬着自行车，骑了十几里路，找到报纸上一篇文章提到的“国民政府空军第十三总站遗址”。 　　郑伟勇按一个村民的提示，继续往里走，意外发现了20名获救飞行员和两名中方人员留下著名合影的防空洞。在洞口，右边的石壁上刻着两行英文字母FITZHUGH和RODNEY。后来，经查资料，那是杜立特行动队2号机的副驾驶和枪炮手的名字。 　　那时，已有学者通过查阅美国的资料和中国地方的档案，对整个历史事件作了相对完整的叙述。这也成了郑伟勇最开始寻找飞机的根据。 　　他根据书里的内容，最先在浙江省淳安县找到了10号机及其5名机组成员的落点，并花了50元钱，从附近农民的家里回收两个由机身铁皮做成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