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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悠久的海洋开发利用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就用火与石斧“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拉开了海上航行的序幕。从先秦到明清，以指南针为代表的航海科技不断进步，航路不断拓展：从鉴真六次东渡到郑和七下西洋，从刺桐城的市舶司到广州的一口通商，海上丝绸之路串起了一张经贸交流、文明互鉴、人员往来的庞大网络。

2005年，中国政府决定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日”。这一天也是郑和首次下西洋的出海日。600多年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成为沟通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纽带，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民心相通的文化基础。纵观中国航海历史，海上丝绸之路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苦难，也可以让人们深刻领悟海运关系国运的道理。

「向海而兴」

距今8000余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出土了独木舟，还显示当时的人学会了用海水制盐。《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记录了许多有关海洋的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等，反映了中国人搏击海浪的无畏精神。

据《汉书》记载，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货物抵达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辗转至欧洲和地中海沿岸。汉代番禺是一个造船中心，所建造和使用的木板船能在海上远航乃至作战。

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其组织的几次大规模航海，人数估计在1万人以上，最多时超过3万人，先后到达辽东、台湾、海南以及朝鲜和东南亚，可谓“巨舶穿梭，风帆片片”。

公元714年，唐朝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作为专门管理航海贸易的机构。当时，从广州启航，经西沙、南沙群岛到波斯湾、红海的远洋航线颇为繁忙。

北宋王安石变法，把海外贸易放在重要位置。公元1080年实施的《广州市舶条》，是中国最早的涉外经济立法，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成文航海贸易法规。这一时期，凡蕃舶进入广州港，必须例行检查，按市舶条例“抽解”纳税。

元朝把发展海洋作为国策，在河漕的基础之上大力发展海漕。《元史新编》评价：“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

公元1276年，忽必烈成立太史局，郭守敬主持修历工作。为精确汇集天文数据，郭守敬进行了著名的“四海测验”，在当时元朝的疆域之内设立27个观星台，分布范围从南海诸岛到西伯利亚，从川滇地区到河西走廊。

元代航海家汪大渊著有《岛夷志略》，记述了其在公元1330年、公元1337年两度航行南洋和西洋200多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公元1405年至公元1433年，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大航海。明太祖朱元璋在即位之初就明确宣称：“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这也使郑和下西洋没有侵略、掠夺，与西方大航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清朝流传于民间的《更路簿》，记载了南沙群岛73个地名及其方位。清朝《海国闻见录》，内附《四海总图》，明确将南海诸岛以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分别命名，为以后各类著作所沿用。

郑和船队——启航

「背海则衰」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出欧洲哥伦布之后出现了无数的哥伦布，而中国郑和之后再无郑和的感叹。美国海洋史学者林肯·佩恩在《海洋与文明》一书中指出，海上主动权的丧失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如果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有大量中国商人活跃在印度洋的贸易中，那么今天肯定会是另一番面貌。”清朝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亦直言海禁之前百姓富足，而海禁之后，由于商品流通中断，导致经济下滑乃至社会风气变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形象地描述了工业革命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指出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改进包括海运在内的交通运输，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过去100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中国却用一个“套子”把自己封锁了起来，用一个“大门”把自己关了起来。

1853年，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进一步指出，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1865年，徐寿等人在长江上试制“黄鹄”号轮船成功，近代中国开始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1866年，左宗棠注意到日本人去英国学习造船技术，形象地指出：“彼此同一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如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意识到中外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决心创办福州船政局。

为打破美英等国新式轮船航运企业垄断中国江海航运的局面，李鸿章等人还积极筹设轮船招商局，并陆续开辟中国到日本、美国、南洋诸岛、英国等地的远洋航线。1872年，“伊敦”号承担南洋航线、东海航线的首航任务；1880年，“美富”轮、“和众”轮首航至旧金山；1881年，“海琛”轮满载中国海军官兵拔锚远赴英国伦敦，迎接“超勇”“杨威”巡洋舰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外国轮船撤离中国。然而，由于国内军阀混战、船只短缺，招商局未能顺势开辟远洋航线，甚至招商局商船学校的学生进行远洋驾驶实习时，都只能向北洋海军商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远洋航线被迫中断，大型海轮暂避香港，江轮撤进川江，无法疏散的船只则“必要时予以沉没，免资敌用”，以此进行消极防御。

郑和船队——征程

「开海渐强」

“人类历史必然会有曲折，也必然会不断前进。”在中国近代百余年屈辱史、战争史中，远洋航线虽数度中断，但海上丝绸之路并未终结。

19世纪后半期，东南亚的华人数量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10年前后，南洋华侨人数超过400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南洋华人人数超过700万。他们在南洋各地的港口及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个华人聚居区，以血缘、地缘、宗教信仰、文化联络等为纽带，逐步发展出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

早在1864年，时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乔治·休士在报告中指出，厦门是中国市场与南方市场的沟通点。南方市场包括曼谷、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马加撒等地。在爪哇、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马来亚、槟榔屿等地）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这些人希望能够用上本国生产、制作的产品。

以茶叶贸易为例，当时茶叶按销路分为外销茶、侨销茶、内销茶和边销茶四种。其中，侨销茶的主要消费群体为海外华侨华人。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的侨销茶消费高达300万至400万公斤。

为避免外国轮船企业对环南海地区航线的垄断，海外华侨还专门成立轮船公司。如泰国潮州商人于1905年创立华暹轮船公司，航行于泰国、马来亚、印尼、越南、柬埔寨、日本和中国香港、汕头、厦门、上海之间。20世纪30年代中期，泰国五位华商联合组成“五福轮船公司”，专门服务汕头、香港和暹罗、石叻之间的国际贸易。

1947年，招商局相继开辟上海至关岛、印度、暹罗、新加坡、冲绳、塞班等地的航线，运输货物主要为大米、玉米、水泥、食盐、食糖、矿砂等。其中，“海列”轮抵暹罗运送大米，受到当地华侨华人的极大欢迎。此外，招商局还承运太平洋各岛的军用品与剩余物资以及出口南洋的纱布等。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7分，也就是在开国大典前三分钟，一面五星红旗在起义的招商局“海辽”轮桅杆上升起。这是第一艘升起五星红旗的现代海轮，象征着新中国这一巍巍巨轮坚定不移地驶向民族复兴的港湾。

（作者：上海海事大学二级教授 张峰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学基地研究员 陈莉）